豪彩彩票官网_Welcome:我与合张影一个摄影师镜头里的时代变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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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一个走过的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,但他们与共同拥有的那个故事,被摄影师高源记录下来。

  灰色马甲、橘红色裤子、头上一顶鸭舌帽,身背一台数码相机,身高超过一米八的高源戴着墨镜,站在广场西侧,环视四周。55岁的他是北京西城照相馆的照相师傅,从1979年开始,就在广场国旗杆西侧的一个摊位上,为游客照相。

  近40年来,高源拍了六十多万张照片,从一个小伙子,变成了头发花白的中年人。照片里永远不变的,其实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:广场的栏杆颜色变了,地砖的材质变了,华表的位置也变了。而那些站在广场上的人们,衣服不再只有“绿白灰”,拍照的姿势也不再只是呆板地站在一个地方了。

  1979年10月,17岁的高源高中毕业后,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服务公司成立的“南长街照相服务部”,负责给游客拍照。照相馆不到30人,他是里面最年轻的。

  那时的南侧还有一片松树,广场上没有栅栏,“像个小花园似的”。长安街上,几辆机动车点缀在宽阔的马路上,国旗和城楼中间是一条宽阔的人行道,车少,基本没有什么交通事故。那时,全北京的机动车仅有8.9万辆,公交车是北京城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。

  “广场的地面铺的是水泥砖,缝隙很大,长着杂草,从城楼向下俯视广场,就像围棋一般,一块一块的正方格子。”高源回忆。

  在广场国旗杆西侧的一个摊位,高源跟着老师傅学起拍照。当时的照相馆属于国营,照相师干两天歇一天,从升旗开始上班,降旗之后下班,有室外补助,工资按照技术等级发放。

  因为是固定工资,迟到早退的现象很常见,但来拍照的人流量很大,照相馆的收益十分好。

  彼时,前来照相的人依旧身着传统的“绿白灰”——军人是绿色军装,国家工作人员一身灰色中山装,农民则穿着白色汗衫。

  一张照片4毛钱,游客排成50米长的两列队伍等候,“当时,人家来北京,不光家里嘱咐、同事街坊也嘱咐一定要到照张相。”立等可取的宝丽来照片6毛钱一张,因为价格略贵,只排了一列队伍。

  和合影还有严格规定:顾客的脑袋不能高过城楼上毛主席头像附近的那条白线,“讲究着呢”。

  那时的人们也对充满敬畏。有一次,一个男人站在前,看着城楼上的主席照片。

  高源理解他的心情,“那个时候的人不是我随意照张相,跟现在旅游似的,现在高楼大厦也多了,看到也不觉得宏伟了。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太阳是从升起的。当时画的画都是后面一个红太阳。”

  每年,全国两会代表来北京开会,报社都会招呼高源和其他摄影师傅到为代表和领导拍照。因为照相机老旧,容易把照片拍花。照相馆一般会准备两台照相机,拍两次,确保照片不出错。

  不要出错,是当时最重要的一条行事准则。高源记得,有位地方官员曾请他到故宫内拍照,高源爽快地答应,拍了三卷胶卷,回去后本想跟领导邀功,结果被训了一顿:“宁可不拍,也不要出错。”

  后来,再遇到要给领导拍照这样的政治任务,年轻的高源想了个变通的办法,“我给你介绍个手艺好的老师傅”,然后把他们热情地介绍到旁边中国照相馆的摊位。“反正中国照相馆大,如果出了错他们先顶着。”

  1980年,彩色冲印技术引进中国。长春一家照相馆从日本买了冲洗彩色照片的设备,洗一张彩色照片6毛钱。“我们每天用旅行袋装着上百个胶卷,送到北京的列车员手中,长春那边有人接,他们洗出来彩色照片再送到列车员手中,我们再去火车站接。”高源回忆。

  原本一个星期就能寄到顾客手中的照片,因此需要花费一个月。半年之后,新华社也有了彩色设备,火车之旅才终止。后来,西城区照相馆也买了5台设备,五台照相机分别坐落在四个角落和中间,拍照的人群排起长龙,

  在高源的记忆中,那时很多机关、国企职工,组团来拍照。“每到五一、十一,广场上人山人海,照相机四周全是人,怎么拍都是合影。”

  有一年的十一假期,高源下班骑自行车回家时,还保持着睁一只眼睛、闭一只眼睛的状态。那天,他一个人就拍了700多张照片。

  因为拍照人数众多,时间紧张,照相师傅往往把焦距定格在一个点上,顾客只要站在特定位置上不动,就能迅速拍出照片,但动作都是一个样子,正面、全身,表情呆板。

  1992年,发表南巡讲话后,前来拍照的人不再只有“绿白灰”,大哥大、BB机开始出现在广场上。北京的机动车辆已经超过了50万辆,“黄色面的”开始满布北京。

  随着物价上涨,照片的价格变成了10元一组,一组4张。前的照相馆已经不再是国企的天下,各种私营照相馆在此寻找生意,拍照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。

  明星偶尔会出现,张国荣、赵薇等人都曾在前留影。“我给成龙、周润发拍过照片,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,一个明星一群人保护着,进不到跟前。”高源说。

  和明星一起来的还有沙尘暴。“那个时候,一年5、6次沙尘暴,而且大家都不戴口罩,戴口罩显得娇气,每次拍完照回到家能洗出半盆沙子。”即使沙尘暴来临,也会有人到游玩、拍照,高源必须在那里守着。

 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,1980年5月举行的追悼会,“之前就没见过那么多车,当时整个广场都成停车场了。”

  此后,他在前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。申奥成功后,大学生们来和电子倒计时器合影。2002年中国足球踢进世界杯的那个夜晚,一大群激动的球迷跑到广场,要求升国旗。

  每年9月初,都要粉刷一次,“以前都是搭木头架子,用滚子刷,一次要用一个月左右,现在都是钢架子,漆也用喷的,半个月就能完事。”

  1999年,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,广场地砖进行整体铺装改造,往日的围棋水泥砖早已不见踪影,变成了大理石。随后,广场周围的栅栏,也逐渐由银白色变为如今的金黄色。

  2003年之后,西城照相馆进行了股份制改革,高源和其他职工成为西城区照相馆的股东。

  “每个月向照相馆交一定的钱,之后挣的钱都是自己的。改革之后,职工几乎没有迟到早退的了。”

  但是随着手机的普及,照相馆的生意逐年减少,高源现在一天能拍三四十张。“我们最早的时候有6个摊位,现在压缩到一个。但是每个人拍照的质量却提高了,他会拍10元一张的照片,一次拍很多张。”

  一对来自云南的老夫妻,拿着老式的结婚证,让见证他们长达五十年的爱情。

  一个小女孩,来北京参加比赛得了奖,穿着纱裙,捧着红色奖状在前留影。

  一个整天徘徊在附近的流浪汉,有一天突然推着自行车,要跟拍照,两张照片一共20元,流浪汉只有不到8元,钱很脏,还都是硬币。高源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拍、拍完照片给谁看。第二年,流浪汉又来了,还是拍了两张,这一次,高源没有收钱。

  还有很多从前不可能出现的拍照姿势和服装:一个男生戴着马头,两个女孩穿着古装,一个小男孩摆出了街舞中的“地板动作”的动作……社会的宽容度越来越高了,“只要顾客满意,想怎么照就怎么照。”高源说。

  这些年,高源手里拥有数千余张游客的留念照,由于地址写错无法寄到、着急跟旅行团走等原因,一直无人领取。高源曾通过微博,媒体寻找过照片的主人,但只有不到10人回应。最终,他决定把这些年积攒的几万张照片与游客遗失的数千张照片,全部捐赠给主题博物馆。“放到我这里也没有用,不如放到博物馆,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照片的价值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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